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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小平女儿忆:父亲“文革”为我们给主席写信

夕阳红老年网-老年行业综合服务平台(老年人的后花园) | 发布: 2014-06-10 12:06 | 来源: 新华网 | 编辑: qingfeng

 

   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说:从小到大几乎没见到父亲写过信。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,为了大女儿的婚姻问题,为了大儿子的治病问题,为了小女儿和小儿子上学的问题,他多次给毛泽东写信,能为儿女们想到的、做到的,他都竭尽全力去做了。

  邓小平有五个子女
 

  长女邓林出生在1941年9月。当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军对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、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。军情紧迫,邓小平夫妇无法带着孩子率兵打仗,就在邓林出生后的第七天,把她送到了老乡家。

 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,邓小平长子邓朴方、二女儿邓楠相继出生。邓小平率领部队打到哪里,卓琳就带着孩子们把家安在哪里。解放后不久,小女儿邓榕和小儿子邓质方在重庆出生。

  为儿女们的事写信

  1970年2月9日,邓小平在给汪东兴的信中写道:

  “12月上旬,我的小女儿毛毛回来了。1月初,我的小儿子飞飞也回来了(他们即将回到劳动的地方去)。我们同他们两年多不见,一旦相聚,其乐可知。本来,我们曾希望两个大的孩子(邓林和邓楠)也回来聚一下,她们没有请准假。好在她们回来的机会是有的。”

  “我的大女儿邓林来信说,他们学校即将分配工作,她已向领导请求改行(即不做美术方面的事,因她本人搞美术是不行的),要求分配到一个工厂中工作。我们对她也是这样希望。加之她已有28岁,本身条件差,至今还没有对象,本人一身是病,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,即使在工厂顶班劳动八小时,也似有困难。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,如收发、文书、保管之类,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。这件事,在北京时曾向你说过,如有可能,恳请予以帮助,至为感激!

  再,如能将她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(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),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。”
 

“从今年1月份起,中央给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205元。1月份,曾请省革委会负责同志向你请示,这个数目是否是我们今后长期的固定的生活费用,未见复示。前几天,又收到2月份的,还是205元,我们当即了解这是新的规定。我们当照此规定,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。当然坦率地说,这个数目对于我们这个九口人之家(我们夫妻,我的继母,五个孩子,还有一个卓琳姐姐的孩子也是我们供给的)是不无困难的,因为除邓林已有工资外(她本人病多,最多只能自给),我的大儿子邓朴方在医院每月需要35元左右(吃饭25元是医院规定的,抽烟及零用约10元),两个大学生每月30元左右,三人即需约90至100元。我们在南昌的三个人,只有100元开支。此外,我的小女儿毛毛、小儿子飞飞在公社劳动所得,只够吃饭,其他需用也要适当补助。再者,我们还得积点钱作为孩子们回家的路费(路远,每人来往约需100元左右)和回来时的伙食费(回家来总要改善一点伙食),以及每年总要补充一点衣物、日用品。这样算来,当然是紧的。但是,党既然作了这样统一的规定,我们没有理由提出额外的请求,自当从我们自己用的100元中,每月节约二三十元,积起来作为他们每年回家一次的路费。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!”

  “小孩子回来一次花钱太多,也很不容易。将来希望能先将毛毛调到能够靠近我们一些的地方。”

  1970年9月13日,邓小平在给汪东兴的信中,又一次提到了儿女们的事:

  “我和卓琳的情形,同过去告诉你的完全一样,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,下午晚上,读书、学习、看报、听广播,还做些家务劳动。除了去工厂外,未出院门一步。每天上工厂,有干部黄同志跟同。我们的生活日用,由黄同志和一战士帮助,所以没有什么困难。劳动成了我们最大的一种需要,虽然在盛暑,我们也坚持到工厂。在自己院里,还种了点菜蔬。我们对外没有别的来往,只同几个小孩通信。在医院的大儿子邓朴方,据说治疗方面有一点进步,过去非用人工挤掏,不能大小便,现在能自己小便,勉强能大便了。这使我们很高兴。他的生活由中央办公厅直接照顾(据说每月30元,伙食25元外还有5元零用,很好了)。大女儿邓林仍在河北宣化,他们学校还在搞运动,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分配。如果分配工作的时候,我们夫妇仍希望你能给以帮助(上次信提及此事)。其他几个孩子,都在农村劳动,一个在山西忻县,一个在陕北富县,一个在汉中宁强县。”

  1970年9月,邓小平突然接到通知,说组织上认为邓朴方病情有所好转,决定出院,由一护理人员送来南昌同他们一块儿生活。

  这个消息对他来说,太突然了。儿子病情究竟好转到什么程度、是否还需要继续治疗、送到这里他们有无能力照顾等,使他惶惑不安。在这种情况下,邓小平没有别的办法,只有写信给汪东兴,向中央求助。


  为大儿子治病写信

  1970年10月17日,邓小平给汪东兴的信:

  “从邓林那里得知,邓朴方治疗确有进步,已可以自己小便,虽还很困难,但勉强可以自己大便。但是据我们揣想,他下半身还是完全瘫痪的,一切行动还要人搬动,不会好得这样快。如果邓朴方还是瘫痪的,行动必须有人帮助,来到我们这里,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?我们现在是三个老人,我的继母七十几岁了,我67岁了。卓琳虽只有55岁,病很多,身体还不如我们,高血压较严重(最近低压又由100上升到116,高压180),心脏病也在发展。我们是没有能力照顾他(朴方)的。更严重的是,我们深切地期望,邓朴方能够治好。现在病情既有好转,如可继续治疗下去,必能渐见大效。所以,我们恳切地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。以我们现在的条件,不知如何是好,只能要求你的帮助,要求党的帮助。”

  从信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当时焦虑的心情。如果儿子真来江西,不但他们三位老人无力照顾,儿子唯一获得治疗的权利也将丧失。不是处于此种万般无奈的境地,邓小平是不会张口向人求助的。

  几个月后,邓朴方还是被赶出三一医院,送进北京社会救济院。得知此消息后,邓小平毫不犹豫,立即提笔,再次给汪东兴写信。

  “东兴同志,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。邓朴方现在的情形,我的妹妹邓先群最近去看了他,把情形写信告诉了我们。现将她的来信附上,不赘。我们上次给你写信,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。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,清河疗养院的条件又是如此,我们做父母的,在情感上不能丢下不理。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,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,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。当然,把他接回来,我们三个老人在护理上是有困难的,因为他上床下床都要人帮助搬动的。如果组织上能批准我们,有一个人帮助我们买买东西,做些杂务,同时护理一下邓朴方,那我们是非常感激的。如果组织上认为这个要求不合理,那我们夫妇也愿意自己照料邓朴方,因为这是我们不应回避的事情。不管领导上是否批准有一人帮助我们,我们决心请求组织上照上次的决定,派人把邓朴方送来南昌,恳请领导批准。如果领导上批准,请早点告诉我们,以便我们好作准备,免得临时仓促。静候你的指示。”

  邓小平的一片爱子之心跃然纸上。历尽周折,1971年夏天,邓朴方终于获准到了江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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